终结“引种-退化-引种”怪圈,农业部助力猪企建设“中国芯”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包括温氏股份、新希望六和、大北农、顺鑫农业在内的25家生猪育种企业均被纳入补短板阵型。

我国是生猪消费第一大国,每年吃掉7亿头猪,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生猪中90%有国外血统。由于进口种源生长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瘦肉率高,更适宜商业化养殖,我国本土种源在市场较量中败下阵来。而长期引种,又导致我国种猪业陷入“引进-退化-引进”的恶性循环。“土芯片”低效濒危,“杜长大”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非洲猪瘟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今年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25家生猪育种企业均被纳入补短板阵型。目前,大北农新希望六和、顺鑫农业、温氏股份等企业均在培育自己的“猪芯片”。为了长久的经济效应,业内建议建立自己的生猪育种体系,利用好国内种猪资源,联合育种,补齐短板。

90%出栏生猪有国外血统

“国内每年生猪出栏量约7亿头,其中90%有国外血统。”北京种业协会理事长、大北农总裁宋维平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内生猪品种主要有外三元(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内三元(母本是本地猪,父本是引进种源)、土杂猪(80%-90%的种源来自本地血统)三个类别。引种最多的是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分别来自美国、丹麦、英国,业内俗称“杜长大”。

观研报告网《中国种猪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未来投资预测报告(2022-2029年)》显示,2021年我国种猪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120亿元;从国外引进种猪24462头,同比增加60%,其中37%来源于美国、33.2%来源于丹麦、25.6%来源于法国、4.2%来源于英国。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育种事业部总裁龚华忠介绍,目前国内引进一头种猪的价格在1万元左右。以此推算,2021年我国引进种猪花费的成本超过2.4亿元。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养殖负责人张茂说,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优良种猪的基因库,不仅有欧美所有瘦肉型种猪基因,还有国内本地品种72个、培育品系15个,数量上进口种猪在纯种能繁母猪占比不到1%,靠中国自己的种源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但可能会出现个别生产指标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与进口品种相比,我国本土猪种虽有耐粗饲、抗病力强、口味好等优点,但也存在脂肪含量高、瘦肉率低、生长周期长、经济效益差等劣势,不符合当前市场需要。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包括温氏股份、新希望六和、大北农、顺鑫农业在内的25家生猪育种企业均被纳入补短板阵型。

“补短板,是指国内虽有自己的生猪育种体系,但品系不够优秀,要充分挖掘优质种质资源。此外,国内生猪育种技术尚可,但自有品系产量、性能、品质方面存在差距,应进一步增强。”宋维平认为,不少企业在不断引进种猪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育种能力。还有很多企业育种意识缺乏,过度追求经济效应,进而形成对国外种源的依赖。“为了长久的经济效应,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育种体系,利用好国内种猪资源,补足这个短板。”

“引进-退化-引进”恶性循环

“早在清朝末期就有零星的美国汉普夏种猪被引进国内,但未形成市场。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吃肉难,养猪产业尚未形成,也没有引进种猪。改革开放后国内猪肉消费增多,养殖场开始引进国外种猪来扩繁。2000年后,生猪消费需求旺盛,生猪产业规模化,大量种猪被引进,‘杜长大’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市场需求,也带动了国内养殖业快速发展。”宋维平说。

在龚华忠看来,外来种源之所以在国内生猪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与品种的经济优势有关。“进口种猪繁殖的后代生长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瘦肉率高,更适宜商业化养殖。国内品种养殖一年体重在80斤-100斤左右,而进口种源培育的商品猪半年就可以长到120公斤出栏,且进口种猪瘦肉率高,更符合当下人们的饮食习惯。”

“美国、丹麦等国家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育种体系,选育的品种性能优良。国内企业为加快产能扩张,会从这些国家进口种猪。”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新京报记者说,“以丹麦品种为例,每头母猪提供的有效子猪数可达到36头以上,而我国目前平均水平不到20头。”令他担忧的是,国外种业公司不会将最好的种猪资源卖给国内。国内企业由于没有重视加强种猪繁殖性能维护,各项性能就会退化,进而形成“引进-退化-引进”的恶性循环。

龚华忠道出了这种现状的背后原由。育种周期长、投入多、见效慢,一头种猪往往要经过三代测试,一代需要培育8-10个月,三代就要等到30个月后才能测试性能。这种长期投入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也造成了国内重引进、轻育种的局面。“新希望六和有自己培育的种猪,各项指标完全不输给国外,但我们花了5年才做到这个程度。”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当前我国在“猪芯片”问题上存在育种体系不完善、投入严重不足、符合条件的现代化育种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新技术应用滞后、技术人才短缺、种猪测定基础薄弱、单个项目规模小、疾病威胁严重、地方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土芯片”低效濒危,“杜长大”等曾曾祖代种猪长期依靠进口,直接影响了我国在非洲猪瘟冲击后产能恢复的质量、速度和效益。

联合育种能否破局?

为掌握“猪芯片”自主权,新希望六和从2008年开始建设育种体系,目前已培育纯种猪12000头左右。每个1500头规模的纯种猪场,扩繁覆盖能力可达到300万头。

顺鑫农业旗下“小店”种猪则拿下了行业第一块驰名商标,是中国育种软件GBS的研发单位之一。目前,顺鑫农业拥有一家国家核心育种场,在近40年的育种历史中向社会提供了近100万头种猪,两个品种的选育推广获得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产学研结合,一直是宋维平长期坚持的育种理念。2016年,大北农成立唐山大北农育种公司,长期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育种项目合作。2020年,大北农养猪研究院成立,引进多位博士人才,在育种、数字养猪、分子育种等方面展开研究。如今,大北农已具备加系、美系生猪育种繁育系统,年提供优质纯种猪10万头以上,可为国内生猪养殖提供优秀种质基因遗传资源。

资料显示,美国、加拿大、丹麦等种猪强国都有自己的联合育种体系,联合育种已成为社会共识。据龚华忠了解,丹麦所有种猪企业都是协会成员,企业之间可以交换种猪基因信息以防止近交,形成了良好的育种社会和商业氛围。此次农业农村部支持种业阵型企业,对联合育种是一种促进。张茂也提出,行业内已经建立联合育种机制,希望种猪企业之间能够联合进行遗传物质的交流,共享数据,共同促进我国育种体系的建设。

朱增勇建议,种猪育种需要各个主体联合开发,不只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上下游的饲料企业、屠宰加工企业也应加入进来,这样的联合育种才能有效推动整个育种体系的发展。

本文由新猪派编辑部综合报道,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xinmunet.com/2022/37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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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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