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行业已进入微利期，每一笔固定资产和育种投入都在被放大审视。过去行业谈育种，默认方向是生长更快、饲料更省、产仔更高；但当产能过剩遇上消费分化，“好种猪”的定义开始松动，什么是真正“适合中国市场的好种猪”？答案开始模糊。
11月6日至8日，第七届（2026）新猪派大会在广东佛山举行，大会吸引了温氏、牧原、大北农、海大、正大集团、中粮家佳康、德康、东瑞、力源、大象、广垦畜牧等百余家头部养猪企业的参会代表以及行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300余人。大会特别策划了“什么是真正适合中国市场的好种猪？”圆桌论坛，邀请产业链各环节的行业代表同台对话，寻找答案。
圆桌论坛嘉宾合照
肉质风味成为最应提升的育种目标
会前，新猪派面向行业发起问卷调查：未来种猪最应该提升的育种指标？截至2026年11月12日，共回收有效投票206票。
肉质风味以108票稳居第一，占比超52%；抗病力36票、繁殖性能与生长效率基本持平，屠宰率、耐用性及“其他”合计不足10票。
这个排序放在五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数据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深层信号：当生猪生产效率被推到极致之后，边际收益正在递减，而消费者的需求也从有肉吃转变为吃好肉，终于开始反向传导到育种端的权重设置上。
圆桌论坛现场讨论
圆桌论坛由北京正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博士闫之春主持，参与研讨的嘉宾有：广东德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翔、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如渠、海大集团生猪养殖事业部育种总监冯细钢、河南新航道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钦辉、正大康地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育种总监黄翔以及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李刚。
北京正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博士闫之春
一问｜为了更好的种猪表现，是改变猪场环境，还是让种猪适应猪场？
主持人闫之春把第一个问题抛出来时，场上迅速形成了两个阵营：
陈钦辉站在“换种”一边。他的逻辑直白而务实：低迷行情下改造猪场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而换种猪的成本相对可控。“我宁肯养少一点种猪，来繁殖更多的猪”，选一个PSY更高、饲料成本更低的品种，比改造硬件更划算。姚志翔进一步在气候维度补充了理由：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要求全中国所有猪场都改造到能发挥顶级种猪潜力的水平并不现实，不如让种猪本身去适应高温高湿和大疫情环境。
广东德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志翔
反方同样旗帜鲜明。黄如渠直言，不管养哪个品系，哪怕是公认适应性较强的美系，如果猪场降温通风设施不到位，生产性能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先改硬件，再谈选什么猪。冯细钢从育种操作的角度给出了更根本的理由：育种需要一个一致性的选种条件，环境太差，猪的遗传潜力根本无从比较，选育本身就会失真；而且环境欠账最终会以猪只的无意义消耗和成本上升为代价。
黄翔把争论拉到了进化尺度上。他不否认环境的重要性，但指出商业育种的本质就是“加快自然选择的过程”，核心场保持优良环境是为了精准测定，而二元母猪到了客户场必须维持性能，不能因为商品场条件差就大打折扣。让种猪去适应真实的中国猪场，比让全行业去追一个理想环境，更符合育种作为产业工具的定位。李刚则从商业时间成本上进行补充：商业化需求不会给育种留出驯化的漫长周期，选了一个品种，就要在最短时间内为它创造发挥优势的条件。
海大集团生猪养殖事业部育种总监冯细钢
这一问的结论并不统一，但分歧本身有价值：“改环境”和“改猪”不是非此即彼的技术路线，而是投资优先级的选择——钱先花在水泥钢筋上，还是先花在基因上，取决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和对回报周期的容忍度。
二问｜有限的育种资源，先投公猪还是母猪？
这一问出现了罕见的“一边倒”。陈钦辉用了一句农谚：“公猪好一坡，母猪好一窝”，并以牧原为例——买公猪从不砍价，买最好的。姚志翔虽然承认母猪在养殖模式中的不可替代性，但总体仍把票投给公猪，理由是公猪带来的育种资源具有持续性。黄如渠算了一笔更细的账：一个2万头母猪的公司，公猪站实际只需要10—11头高强度选择的公猪，按低密度输精的稀释比例覆盖全群，投入极小，却能影响每年55万—60万头出栏猪的遗传水平，“不管多少钱，就是要买最好的公猪”。
广东广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如渠
冯细钢和黄翔同样选择公猪。冯细钢补充了一个操作性理由：商品端使用猪精后，10个月就能看到终端数据反馈，改良速度远快于母猪群体的缓慢更替。黄翔则点出了公猪站（GTC，Gene Transfer Center）在产业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它本身就是基因传递的中枢。
正大康地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育种总监黄翔
李刚的发言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在白猪赛道，他同样支持优先投公猪，因为料肉比是中等遗传力性状，公猪在这一性状上的贡献可以直接在每一头出栏猪的饲料成本上兑现，而母猪主导的产子数属于低遗传力性状，PSY从28提到30，随之而来的是栏位、饲料、动保、人工的全线追加投入，还要扣除死淘损失，算总账未必划算。但他同时提醒，土猪赛道面临的是种源安全问题：地方猪不能像白猪一样从丹麦、法国随时引种，核心群必须靠扩繁母猪来维持家系多样性，这时候“投母猪”不是效率选择，而是保种底线。
闫之春在总结时点出了一个被低估的行业变量：低密度输精技术的普及，使优秀公猪的基因扩散效率比传统方式提高了5到30倍，这在全世界养猪史上都是中国市场的独特创新。公猪优先的逻辑，在这一技术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立。
三问｜是否应该调整育种方向和养猪模式，从高效转向高质？
这是整场分歧最微妙的一问。如果只看数据——52%的人把“肉质风味”排在第一位——似乎答案不言自明。但论坛上的交锋恰恰说明，“知道肉质重要”和“现在就把育种资源转过去”之间，隔着一道商业现实的墙。
陈钦辉没有直接谈育种，而是讲了一个产业链的故事：少养一点猪，多烤一点乳猪，多几个像绝味鸭脖那样的下游品牌，猪价就起来了，产业链升级比在育种端调权重更有效。姚志翔则明确选择了“高肉质”，并给出了一个参照系：日本的做法不是走极端——既不是纯粹的高效白猪，也不是纯地方土猪，而是一款以肉质为先、但保底生产效率的猪种。黄如渠的表述更加平衡：方向要调，肉质权重必须提升，但前提是PSY和料肉比不能崩，“没有效率，企业很快就倒闭了，就没有以后了”。
河南新航道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钦辉
冯细钢的反对意见最具现实感。他指出，当前高端猪肉的市场溢价还不足以覆盖育种端进行强转型的投入成本；更关键的是，从屠宰端、肉质端的数据“还原到顶端的育种指导”，这条链路在全行业范围内都还没有真正打通。没有可靠的表型数据回传，育种方向的调整就是盲调。黄翔用一个类比回应了“为什么不能马上掉头”：乔布斯做iPhone4时坚持屏幕不超过4英寸，但今天的苹果也在做大屏和折叠屏——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转向需要时间。他的判断是，在饲料原料短缺、人口基数庞大的基本约束下，60%—70%的基本盘仍然应该以造肉效率为核心，留出10%—30%的空间做差异化品牌竞争。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中心总经理李刚
李刚的“K型分化”框架把讨论收束到了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判断上：危机之后，成本、资金、技术占优的头部企业沿K型上端走，中小户被迫退出；而在猪肉内部，同样在分化——高效率白猪走向农贸、团餐、盒饭的K型下端，特色猪、土猪走向高端商超、精品餐饮和私域定制的K型上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哪一边”，而在于去上端的人必须先打通渠道、建立品牌；但不要重演非瘟后一窝蜂“大跃进”的教训，把高品质猪肉做成“二次红海”。
大会由新猪派主办、温氏股份品牌冠名，会议围绕“新格局·新路径·新未来”，在中国猪业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锚定方向，用数据和一线实践划清了下一轮竞争力“坐标”。
回到论坛开场那份数据：52%的人认为肉质风味最重要。但三问走下来，没有一个嘉宾给出“all in肉质”的简单答案。陈钦辉的换种账、黄如渠的“先改环境”、冯细钢的一致性选种、李刚的K型分化、黄翔的“吃饱再吃好”——这些判断的共同底色是：种猪的“好”，从来不是一个绝对性状，而是在特定行情、特定资产结构、特定市场定位下，企业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那个选择。而行业真正在发生的，不是“高效”被“高质”取代，而是在效率的底座之上，长出了一层此前被忽视的品质溢价空间。谁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平衡点，谁就握住了下一轮竞争的种源。
【版面编辑】徐宇萌
【内容采写】徐宇萌
【摄影视频】胡 永、余汶君、龚一鸣、刘 佳
【内容审核】李 丹
